2018年已经进入尾声，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会呈现什么变化？

本期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民营经济等角度前瞻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

张军教授曾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

张军认为，明年的经济增长会保持在6.5%。为达到这一目标，货币政策上，降准是很大概率的事件，但他也表示，高层对“放水”这件事情会非常谨慎，既不希望大水漫灌来刺激经济，也不会容忍经济出现明显的下滑。在财政政策上，张军认为，突破3%的赤字率是必要的，需要在减税层面上有更多的落地政策。

张军还谈到，如果要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引入竞争中性的原则，特别是在立法层面上。也就是说，彻底扫除任何偏袒国有、歧视民营的制度性障碍。从长远来讲，我们要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国有主导行业也要向竞争性的市场开放，让更多非国有的成分进入。

以下为《首席对策》文字实录部分：

明年稳增长是第一位的

第一财经：张院长，您好！很开心《首席对策》能够专访到您。目前各界对于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存在分歧，您认为2019年我国GDP增速将保持在什么水平？

张军：我个人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一系列市场的反应会在明年显现出来，明年的经济增长会保持在6.5%，要达到6.5%，我们可能要在货币政策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偏宽松的政策还是需要的。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明年的货币政策？降准的概率有多大？

张军：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稳健，但实际上是偏宽松了。经济形势的变化是超预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政策需要及时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觉得高层对“放水”这件事情会非常谨慎，既不希望大水漫灌来刺激经济的需求，也不会容忍经济出现明显的下滑。所以我个人认为，稳增长会成为明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稳增长，我觉得降准的概率应该还是蛮大的，是很大概率的事件，是一个优先的选择。

第一财经：在政府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下，明年政府赤字率还要不要锁定在3%的安全线以内成为业内热议话题。有观点认为守住3%的底线是控制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有人提出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加大力度减税。您认为赤字率应该突破3%的红线吗？

张军：3%的赤字率的确是有一点偏保守了，我认为，2009年赤字率有必要突破3%的上限。财政政策要更积极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共识，而且已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要做到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突破3%的赤字率是必要的，我们也需要在减税层面上有更多的落地政策。明年要稳增长，财政政策的发力还是非常需要的。

第一财经：您能展望一下2019年的经济大势吗？

张军：我认为，明年的宏观经济稳增长是第一位的，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发力在需求层面上，也就是说稳住需求，或者说保障宏观总需求在明年的稳定，可能是我们所有政策的一个着力点。

如何架起技术进步的阶梯

第一财经：您曾经提到，贸易摩擦下中国需要靠自己架起技术进步的阶梯，以往成功地利用举国体制来发展科技的方法有巨大的失误风险。但是科技研发是一个长期并且投入巨大的过程，依靠市场化的调节可能作用有限，您认为这两种思路之间又该如何权衡取舍？我们应该如何架起技术进步的阶梯？

张军：科技是一个大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科技创新，还是要分门别类，比如说有些基础性的研发，一般由大学、研究机构来承担，这些基础研究即使在发达国家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补贴。基础研究有一部分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会市场化，但是并不见得所有的基础研究在短期内都能够转化成技术。但是对一个国家的长远的经济发展也好，或者在科技上面占领制高点也好，基础的研究非常重要。这一部分，我觉得需要国家长期的研发支持。

大量应用技术的开发应该更多交给市场来做，我们有大量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专利申请、技术开发上面都可以做得相当好。我的意思是，在攀爬技术阶梯的过程中，不要走独木桥。如果我们用举国体制，所有的技术开发都要在一个产业政策的范畴里，这很可能会走弯路，而且一旦走了弯路，代价会非常大。所以我认为应该用更加分散的办法，更多靠市场、靠民营企业，来推动大量的应用性技术的研发。

我们已经基本走完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发挥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以及我们在人才特别是研发人才数量上的优势，用更好的政策推动科技的进步。当然，我们绝对不可以闭门造车，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我相信无论是企业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开放的，我们需要跟国际上的同行进行科研层面的交流、合作，甚至共同开发，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项目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完全没必要到自力更生这样一个阶段。

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引入竞争中性原则

第一财经：今年的中国股市经历了30%以上的暴跌。近期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密集出台，您认为有没有切实提振市场信心？

张军：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等各个方面得到的支持也都不会差，经济不好的时候，我想民营企业可能感受会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但是反过来，当民营企业情况不好了，也会造成整个宏观经济的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对中国来讲，民营企业其实是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我们现有经济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会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产生相对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金融机构会收缩信贷，将贷款贷给没有风险的部门，通常理解就是国有部门。所以刘鹤副总理还专门谈到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理念，但是实际上在国有银行主导的系统之下会产生这样一种所谓歧视性的影响。

对政府来讲，如果要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引入竞争中性的原则，特别是在立法层面上。也就是说彻底扫除任何偏袒国有、歧视民营的制度性的障碍。从长远来讲，我们要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国有主导行业也要向竞争性的市场开放，让更多非国有的成分进入。我认为，这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政府能够下多大决心，推动更大程度的所有制改革。

完全靠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

第一财经：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如何看待未来出口的压力？

张军：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后，我们的出口可能会在加税之前有一个加速的效应，所以我觉得在亮丽的数据背后，是阶段性的突击出口，很可能随着加税时间的到来而减弱。接下来，中国也会采取一些刺激出口的政策，包括退税的政策，但是长远来讲，我认为，中国的贸易增长应该会逐步回归常态。

我个人认为，完全靠出口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的出口也好、进口也好，总体上会保持一个大体的平衡，现在你看我们的贸易余额占GDP比重从过去最高时候差不多在10%、11%的高位，现在已经回落到1%、2%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已经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基本的贸易形态。